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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么我們需要新的經濟思維?

來源:果殼網| 秦鵬 發表于 2013.12.27| 點擊數28610

世界在過去幾十年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而我們仍舊在使用過去老一套的標準、術語和政策。這些舊式的統計數字歪曲了我們對現實的感知,帶來了扭曲的世界觀和不可靠的政策依據。哥倫比亞大學的彼得·馬伯(Peter Maber)在其新著《美麗新數學》(Brave New Math)中提出,制定新的統計方法和衡量準則以更好地適應新的時代。在此前的文章中,作者分析了GDP在衡量國家財政健康狀況時不再那么有效,以及失業率等經濟統計數字中的盲點。

 

通脹的誤算

(文/彼得·馬伯)通脹是檢驗經濟健康狀況的另一種核心標準。它參與調整價格,以此表現出真實購買力的漲落,乃至財富的增減。計算消費者價格指數(CPI)有助于消除漲價造成的GDP名義增長。這是通脹帶來的第一個問題——若是這個指標沒算準,GDP真實增長率大概也會算錯。如果CPI升高,GDP將不得不被壓低。這就造成了一種將通脹輕描淡寫以便使增長數字更好看的主觀動機,因為發達經濟的很多要素都與GDP增長或萎縮掛鉤——利率、股票市場盈率、通脹相關的福利。

 

為了追蹤CPI,大多數國家每月調查一攬子商品價格。然而這一攬子商品的具體構成卻因國而異。在新興市場國家,食物通常占據了其中的50%,而在大多數富裕國家只占不到15%。這意味著不經過認真的分析,一個國家的通脹率其實是不能與另一個國家比較的。此外,華盛頓的統計員們為了體現某些商品得到的改進,對CPI施以所謂的“用戶體驗”(hedonic,來自享樂主義或者與消遣相關的一個詞)調整。如果一臺27吋平板電視在第一年價格為500美元,但是第二年出現了一種同樣價錢的30吋平板,從用戶體驗的角度來看,電視機的價格在下降,因為你花一樣的錢獲得了更大的畫面。這在官方通脹統計數字中將被計為通縮。

 

然而統計員面對的是大量包含復雜細目的商品,比如住房和醫療服務。量化這些商品的質量遠比判斷一臺電視機的屏幕尺寸更有挑戰性??偠灾?,官方通脹率的確定過程中摻入了太多的主觀因素??紤]到CPI的些微變化便會在全世界范圍內造成巨大沖擊,這些計算過程如此地不透明似乎很古怪。但是對任何居住在美國的人來說,多年以來大學教育、住房和醫療的花銷都超過了通脹率。1986年以來,官方通脹率總共增長了105%,但是同期美國大學平均學費卻增長了接近500%。鑒于兩年的大學教育乃是將來獲得一份美國中等水平的收入必不可少的先決條件,應該發起一份提案,提升一下它在“一攬子商品”中繼承自幾十年前的區區3.2%的比重。不過這樣做可能會造成通脹率更加迅猛地上揚,并引發利率升高——這可不是政府或華爾街樂見的結果。

 

改弦更張的時候到了

對GDP增長的沉迷,加上引人誤解的就業、貿易、生產力和通脹數字,也許意味著改弦更張的時候到了。

 

二戰之后,當歐洲和日本忙于再次工業化時,美國獲得了快速的增長。美國人在城郊購買和修建房屋,而國內的廠家生產著他們家里的大部分物品。新的道路連接了這些郊區,路上跑的車都產自底特律。但是到了20世紀60年代,日貨開始涌入——帶來了更便宜的商品、汽車和外國原油。我們購買了更多東西,官方GDP一路高歌猛進。就業崗位慢慢地離開制造業——這種下滑始于20世紀50年代,一直加速到20世紀80年代——轉向零售業和服務業。飛速發展的住宅領域帶來的職位——從承包商到室內設計師到抵押貸款銀行到華爾街券商——替代了傳統的制造工作。

 

正當世界走向全球化時,美國的關注焦點卻日益朝向國內。美國利率的持續下滑以及對貨幣政策能夠像完美恒溫器一樣控制經濟過熱的信心令資產價格居高不下,令人們覺得美國夢就在觸手可及的地方。全球化和復雜的供應鏈掩蓋了美國人生活質量方面統計數據的不可靠。政府和家庭借得更多、花得更多,GDP隨之水漲船高,卻留下了需要償還的巨額債務。類似的情形也在西歐上演著,并且在中東歐國家脫離了共產主義經濟體系,進入資本主義大家庭之后繼續向大洲外圍蔓延。所有的經濟學博士都在說,我們沒問題、只管延續以前的做法,然而心臟病卻在迫近。2008年下半年的風波令美國乃至全世界驚醒,在一個競爭日益激烈的世界里,我們過分關注的國內經濟原來是那么地脆弱。經濟學家說,我們正在恢復健康,可是在美國和海外的很多人仍然忍受著巨大的痛楚。

 

如果經濟學家開始考慮在當今世界上什么過程才是真正重要的,也許才會出現衡量、分析以及收集數據的新方法,能夠更加準確地反映我們的總體福祉。只有掌握了一個更加清晰和現實的圖景,才可以制定更加合理的政策來預防未來的經濟心臟病發作。

 

新的時代,新的數學

一些機構已經朝這個方向邁出了重要的步伐,它們尤其注重的,是理解GDP增長之外的進步。聯合國的人類發展指數是一個衡量健康、教育和生活水平的單一統計指標,每年對各國進行排名。經濟發展與合作組織編制的美好生活指數與此類似,將11個寬泛的主題聚合在一起,包括住房、收入、職業,以及生活質量(社區、教育、環境、治理、健康、生活滿意度、安全和工作與生活之間的平衡)。經合組織的34個成員國已經采納了這一指數。它還計劃將其推廣到中國、印度、印度尼西亞、俄羅斯和南非等伙伴國。

 

一些國家在設計它們自己的指數來衡量社會福祉。英國開發了一個指數,不僅衡量國家經濟表現,還將環境和可持續問題納入考慮。加拿大也采納了一個所謂的真實發展指標。該指標以GDP為基礎,針對消極因素和醫療、執法等負面效益做了修正。2005年,喜瑪拉雅山脈小國不丹開發出全民幸福指數,將健康、文化、教育、生態、良性治理、社區活力和生活水平考慮在內,形成了一種寬泛的方法,用于評估不限于單純GDP增長的進步。密歇根大學一位開創性的社會學家羅恩•英格哈特(Ron Inglehart)開展他的世界價值調查已經有差不多三十年了。該調查涵蓋四十多個國家,利用幾十個問題得出一個主觀幸福感指數,以反映幸福程度和總體生活滿意度。

 

不同于其他那些已經變得多學科交叉的領域,經濟學一直與世隔絕發展緩慢。不過,越來越多來自不同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學者開始試圖以新的方法對經濟現象做出理解和解釋。城市規劃員理查德•佛羅里達(Richard Florida)便是一個例子。他主張政府應當在城市或者規模更大的“大區”中扶植比較集中的經濟活動,而不是在全國范圍內平均下功夫。佛羅里達在全球發達和新興市場經濟體中識別出大約40個大區。它們的人口只占全世界的18%,卻擁有全球經濟活動的三分之二和超過83%的科研與發明專利。佛羅里達相信這些大區成功地吸引并培養了他所說的“3個T”——才能(talent)、技術(technology)、寬容(tolerance)這3中似乎能夠促進創新型、可持續的經濟活動的因素。他創造了幾種新的指數,試圖獲取的數據涵蓋了從城區光輻射到科學學術出版物、專利、同性戀及技工人口,以及與創造力、經濟活動和生產力提高有關的教育水平。

 

圣達菲學院的物理學家吉奧夫•韋斯特(Geoff West)也在針對城市經濟做類似的研究。他專注于他所稱的“經濟新陳代謝”及其潛在加速因素。和佛羅里達一樣,韋斯特也發現人類的創造力、新觀念和問題解決能力是這種增長的核心。根據這一思路,帕拉格•卡納(Parag Khanna)建議通過量化城市或大區的基礎設施建設、跨國公司和創業者數量,以及教育密集度來編制以統計學為基礎的競爭力指數??{相信這樣的排名可以幫助城市或者大區了解自己所處的位置并提出改進政策。

 

私營產業也在拿出試圖改善現有經濟指標的提議。工資數據處理公司ADP花了許多年編制了一份2300萬美國工人的月度工資數據以反映勞動趨勢。求職網站Monster.com發布了一個Monster就業指數,匯編了多個國家每月新人入職數據——入職通常意味著一到兩個月之后的實際雇用,這一指數被認為是勞動力市場和經濟整體狀況的一個有趣的前瞻性晴雨表。Google利用一個實時在線購物數據庫,創造了Google物價指數,成為官方通脹數據的一個替代物。與官方數據不同的是,它以日為單位處理數據,每月至少發布一次上一個周期的結果。經濟學家們還利用Twitter、Google、Craigslist等網站的在線數據,通過考察失業和國內銷售數據來判斷經濟運行狀況。這些與政府每月一次的抽樣調查截然不同的數據源也許會被證明是更加準確的。當世界完全被數字化之后,人們將期望有價值的實時數據會以經濟學家30年前還不敢想象的方式被挖掘出來。

 

最后,一些神經學研究表明,人類天生會對相對進步做出反應——當看到別人比自己掙得多時,哪怕自己也在獲益也會生氣。這也許部分地解釋了占領華爾街運動。這一起源于紐約市祖可第公園的星星之火后來蔓延到了整個美國和大部分西歐。人們意識到巨大的收入差距時變得怒火中燒。很多國家的政府都應當更多地著眼于擴展和分散收入來源,而不是只關注簡單的、整體性的財富創造,以此來應對上一代更加險惡的趨勢。

 

把目光越過簡單的GDP,看向多種多樣的實時數據,可以更加準確地診斷經濟的健康。在全球化時代,新的經濟思維應當以發展人力資本為中心,而不是通過低利率鼓勵購買更大的房子,再在房子里填滿更多外國產品從而盲目地堆積GDP。深入挖掘貿易數據,并且針對勞工、生產力和就業編制出更加真實的統計圖景,人們才能判斷為了保持競爭力和恢復經濟健康狀態應當開發那些人力資本。

 

正如佛羅里達所指出的,專情于“國家”經濟大概是一種過于遲鈍的態度。我們也許應該使政策專注于培植范圍較小,卻對國家經濟起到帶動作用的大區經濟引擎。經濟學界應當謹遵本領域最偉大的先賢之一約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的教誨。他一生的工作都是在強調,資本主義只能被理解為充滿了持續不斷的創新和“建設性破壞”的演化過程。為了所有人的福祉著想,讓我們希望經濟學家也能擺脫對舊式數據的依賴,開發出更新、更精密的衡量體系來保持世界經濟的健康。

 

彼得·馬伯(Peter Marber)在哥倫比亞大學擔任教職,還是該校的專業短期資本經營者。他是《看到大象:從頭到尾地理解全球化》(2009年)和《美麗新數學:全球化時代我們為什么需要新的經濟思維》(2012年)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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